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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教人怎样说“爱”,却没教相爱者如何说“不爱”  

2017-02-10 16:24:26|  分类: 旧事重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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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1931年7月),徐志摩带着和陆小曼婚姻失败的烦恼借住胡适家,无意中看到胡适准备做考证的《醒世姻缘传》,爱不释手,很快写出九千多字的《<醒世姻缘传>序》,对该小说推崇备至。胡适说那篇文章是徐“生平最长的,最谨严的议论文字”,他自己在徐过世后不久完成的考证文章,足足三万余言,更是不吝褒词。这部据说出自蒲松龄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主要描写女性对男性变态的折磨和男性对女性变态的畏惧,对此他们似乎特别于心戚戚。虽然两人异口同声指出小说有污蔑女性的不实之辞,对女性变态也给予高度同情,但一望而知是绅士门面语;真想说的话,恐怕还是他们对主人公狄希陈的“厌女症”与“女性迫害狂”的同情。胡适的考证强调古代妇女“七出”之难——许多附加条件使一般男家很难休掉媳妇,徐志摩则主要同情狄希陈对悍妇的畏惧与逃避。

但狄希陈的恶妻并非主动选择,这和徐、胡颇不相同。徐志摩陆小曼是先各自离婚然后自由结合,胡博士虽然和美国姑娘魏莲司过从甚密,却并不嫌弃家中未婚妻,他和江冬秀结婚的感情基础也是有诗为证的。胡、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为《醒世姻缘传》写序做考证,隐约发泄他们对女性的不满、失望乃至恐惧,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是在和狄希陈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进行的。确切地说,种种不满,不是因为婚前无爱,而是因为婚后失爱。大概他们也有见于此吧,所以敢怒不敢言,生花妙笔益发曲折隐晦了。

还是鲁迅伟大,二十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伤逝》,就让男主人公涓生嗫嚅着然而绝对明确地告诉先前的爱人:“我已经不爱你了!”涓生认为这是“说真实”,“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涓生说出的真实送了子君的命,令他追悔莫及,但他仍然强调,无爱的曾经相爱者彼此说谎,结局只有空虚;说出真实,倒可以彼此敬重,“毅然前行”。

现实生活中,并不乏像鲁迅那样大胆说出没有爱和无所爱的真相的人,可一旦发表于公共领域,叙事重心还是多停留在旧的婚姻家庭向新的恋爱结婚的跳跃上;若硬要提出婚后“不爱”的问题,不仅不合时宜,也有损于启蒙者自身形象。自己主张的价值都要怀疑,丢弃,又怎能向被启蒙者交代?何况,这种痛苦的决断,在表面形式上和“始乱终弃”的传统模式那么相似,这就更让启蒙者动弹不得。

“五四”教人怎样说“爱”,却没教相爱者如何说“不爱”;而不会说“不爱”,只怕会大大减少说“爱”的分量。“五四”作为意识形态大肆宣扬的“爱”的哲学,自觉不自觉地压抑着另一种应该相互补充的“不爱”的哲学,这就阻碍了人们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对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根源作深入的思考。关涉到“爱”的文学,只有迎面碰上何以爱何以不爱这个基本问题而无所假借,才可能触及灵魂深处和生命底层。《伤逝》,因为整个文学系统没有提供关于爱的深入思考,所以关于涓生和子君这对现代男女的“悲剧”,关于爱究竟应该“附丽”于何物之上,注家蜂起,所得却只有皮相之见。

《伤逝》之所以耐读,就因为鲁迅深刻表现了涓生在掩盖“不爱”的真相而说谎与坦陈“不爱”而悔恨悲哀之间长久经受的灵魂紧张。鲁迅没有给灵魂的问题找出答案,但他的真诚书写,毕竟让那些王顾左右而言它的无谓的诠解纷纷落空,《伤逝》也因此一直以其不容抹杀的灵魂问题傲立于百年文学史中。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大多数恋爱小说之所以给人轻薄幼稚的印象,也就因为它们未能正视现代恋人没有爱和无所爱的痛苦,未能体会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之时和之后灵魂中发生的变化。

不触及灵魂的爱的叙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已经由某种“当代文学”很好地回答了。将来我们的文学能否充分写出爱与不爱背后灵魂的内容呢?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以自由恋爱和新式婚姻轰动文坛的郁达夫、徐志摩,抛弃的东西固然可以说不好,但努力追求的也着实使他们吃足苦头,“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里尔克这句诗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这又岂止郁、徐,吴宓、胡适、陈西滢、庐隐乃至萧红、艾青、曹禺,这些深于情者,无论男女,命运不都很相似吗?

问题首先恐怕还不是新式恋爱婚姻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孰优孰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前者比后者好,总说得过去),问题在于,启蒙者向社会宣传自己认可的价值时,总将男女私情推向普遍化的社会价值;情感的价值外推越彻底,越容易偏离感情的原点,变成某种社会象征和社会寓言,掩盖了千差万别的真情实感。发展到极端,甚至造成现代式的“存天理而去人欲”。比如凡旧式婚姻都要不得,不管当事人幸福与否;凡新式婚姻都好,也不管当事人幸福与否。类似这种认识一旦获得不容分辩的权威性,势必从根本上剥夺无论传统或现代的相爱者的情感自由。

情感自由,包括反思自己所追求的情感乃至必要时大胆将其抛弃的自由;失了这种自由,正面价值很可能变成反面价值。

“爱”,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许诺给国民的最高价值,男女情爱则是这个价值的集中体现。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明白宣称:“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他的“呐喊”,其中主要就是要替中国叫出“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悲哀”,直叫到这种悲剧结束。但曾几何时,他便只剩下“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了,并且连这“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也不得见,只有通过涓生之口宣布现代爱情神话的破灭。稍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由女性说出了《伤逝》主人公同样的心声。对于现代中国爱的哲学来说,这两部经典之作同时也是不祥之音和“真的恶声”,它们共同提示了现代之爱的无根性。爱,如果只附丽于孤独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终归要破灭。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似乎觉醒于个人主义的根基不稳而投向集体主义怀抱;四十年代,钱钟书、张爱玲这两个一等一的现代情种,他们描写了孤独的现代自我对爱的怀疑和与此同时不可遏止的爱的饥渴,以及在怀疑和饥渴双重煎熬中恋人的怨恨、试探、投入、嘲讽、受伤、背叛,游戏的结局,只有中国传统“世情”和“言情”小说早就揭示了的“虚无的底子”,不过穿上了现代词语的衣裳而已。四十至七十年代,“革命+恋爱”的模式,借助政治革命的节节胜利而逐渐一统天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上半段,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爱的神话的复活期,“五四”初期的纯真,掺和着解冻时节的幸福意识,在刚刚过去的历史惨剧的对照下显得格外光明而美好(张洁、舒婷、路遥、前期王安忆),但很快就是九十年代的来临,八十年代的“恋人絮语”迅速失败而转向身体和性(王安忆、陈染、林白、韩东、朱文、卫慧)。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爱欲,一直在寻觅,突围,挣扎,以至于现代汉语中涉及爱的话语和词汇经过这一番折腾,也显得筋疲力尽,难以启齿了。

现代中国之爱,建立在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及其反题集体主义的基石上,文学固然已经将这一度的情感发挥出来了,但这一度之外,文学却无力表现,甚至无从想象,文学对爱的探索因此显得极为有限: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五四”以来的爱的话语,只能这样照亮情感世界的一半,另一半依然处于可怕的黑暗中,所以,

“那窒息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穆旦《诗八章之四》)

站在这种自觉的立场,另一种爱的话语,就特别能够打动中国的心灵: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本文摘自《文汇报》2002年6月6日,作者郜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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