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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依旧在“叫魂”?  

2016-02-23 09:30:32|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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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望评论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于2月11日在美国辞世,已经有很多文章表达了哀悼和敬重。由于他的辞世,他所著《叫魂》这本书重回到我们的视野。译者之一的刘昶曾提到,他来到孔飞力的办公室取《叫魂》的材料,孔飞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刘昶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

        孔飞力着力挖掘这个在清朝1768年发生的小故事不是没有缘由,他看到了大一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运行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认为,“叫魂”事件在民众、官员与皇帝眼中是截然不同的三个故事:

        对普通民众而言,下层阶级越来越多地渗入社区生活,激发了人们对陌生人早已有之的恐惧。他们对赤贫者的道德责任感随着乞讨现象的泛滥而不断削弱和模糊。当妖术谣言传播开来,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向离得最近的乞丐与和尚猛扑过去。同时,对于绝无可能接触权力的底层民众而言,“叫魂”一事忽然慷慨地赋予了他们一种权力的假象,似乎假借这一名义,便可满足心中报复与贪婪的欲望:“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罪名成为一股从天而降的力量,被不同境遇的底层民众视作量身定做的工具,借以获取自己无法通过其他路径实现的利益:“对担心受迫害的人,它提供了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在普通民众无法真正享有权力的社会中,清剿异己的狂热带来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快感;一旦这种行径被国家默许,便愈发难以抑制地蔓延开来。

        对乾隆皇帝而言,他最关心的与其说是妖术,不如说是“割辫”这一行为:在清朝,头发样式是一个政治问题,剪人发辫即可视为谋反。他在关于妖术的第一份谕旨中称“叫魂”之说 “其言甚为荒诞……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庭,理应留心查禁……”可见他本人对于妖术并不相信,却深深忌惮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隐患。在他看来,百姓轻信、而且易被煽动蛊惑;妖术的威胁不在于百姓性命,而在于社会秩序和统治稳固。他同时认为,江南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官员腐败顽固,朋党为奸,欺上瞒下,对妖术一事知情不报,因而不值得信任。而山东巡抚为抢占先机,在得知皇帝即将发出上谕的前一天递交奏折,声称叫魂并非简单流言,而真是妖党有规模、有计划地引发恐慌。巡抚提供的佐证是两个乞丐的供词;无论其中提及的剪人发辫、摄人魂魄乃至作乱谋逆之事是罗织编造抑或确有根据,这份供词都成为皇帝大规模镇压妖术的基础和理据。

        其实,对大部分官员们而言,他们普遍是因职责所在而谨慎行事,本身对妖术的说法不以为然,却又不得不在皇帝的催促与暴民的狂怒下给出个说法。在官员心目中,无论流浪者是否与妖术有关,都是不稳定因素: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者无法被纳入政府的控制体系,因而令官僚机构头痛。因此,当上层与下层的压力共同作用于他们身上,一部分为求自保的官僚们选择顺应圣意、大力清剿搜查。难得的是,仍有一部分官员采用各种抵制手段消极处理,直到风波平息。然而孔飞力指出,这些官员们设置障碍并不意味着封建官僚制度对皇权存在某种制衡。因为若要限制与平衡君主的专制权力,官员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视为皇帝的奴仆,而要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然而,在帝制早已是强弩之末的时期,具有此等胆识与自信的中国官员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之后,当帝制终于垮台,滋养这种自信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

        200年前的清朝与当代中国乃是天壤之别,但变化的只是外表,庞大的官僚体制、人多地少的国情现实,中央与地方复杂得关系,阶层分野明显的社会都未改变,“叫魂”一案中的社会逻辑依然存在于整个民族的特性之中。我选择了表象——妖术和深层——权力两个观察点。

        首先是妖术的流行。很多人看了估计要笑了,当今中国还有妖术存在?你不能否认江西大师王林的存在。虽然他现在身陷囹圄,但他的影响力并不是通过微信朋友圈而来,而是口口相传的神秘妖术,却受到了来自互联网大佬、电影明星甚至政界人物的朝拜。

        从古至今,中国大地从不缺乏妖术妖术与魔术不同,魔术是正常的表演,妖术更多地是为了蛊惑百姓,一是为了敛财,二是为了某种利益,比如政治利益,或者这两种兼而有之。妖术存在的土壤根深蒂固,至今不易破除,但妖术大范围流行也会影响统治根基。所以妖术会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是不是会在神州大地上发作一回。中国是典型的官本位权力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的社会中,官员最大的理想就是升迁。升迁一方面要靠自己努力和领导提携,另一方面也需要来自某种世俗世界之外的心理暗示、点拨。此外,中国又是个典型的功利性社会,人们往往看重的是结果而非专注于过程。当这两种社会结构重合,那么必然的,掌握各种暗示、点拨、妖术、骗术的人就粉末登场了。他们有的可以通过各种“神力治病”拉拢一大批草莽作为中坚力量,宣扬末世论调,引起社会恐慌,达到政治目的;他们还有的可以通过旁门左道拉拢一些政商人物为其发声,扩大影响,大发其财。前者以X洪志为代表,后者便以王林为代表。

        其次是中国权力政治形态。如果把“叫魂”一案的逻辑复制的“文革”时期甚至是当代,我们会看到它仍然畅通无阻。比如在“文革”的无政府状态下,似乎最底层的民众都拥有了权力的假象,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以反革命的罪名检举、揭发、批斗、打倒某个人非常简单。在集体狂热中,人性变得极度扭曲,有的还利用这种权力来谋取私利,比如报复曾经批评过自己的老师,说过自己坏话的朋友,甚至自己妒忌看不惯的某个同事。这种清除异己的快感很快就会被国家陷入整体恐慌而取代。如今在互联网无政府生态、反日等事件中,也出现了某种类似的现象。

        这些年所发生的冤假错案也有这样的逻辑。在严打的高压下,在一味追求破案率的高压下,确实破不了的案件或者整个案件的证据链不能闭合该怎么办呢?找个替死鬼很可能成为某些公检法机关很荒唐却有很真实的做法。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明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潜规则是官员永远是对上负责高于对下负责,给上级一个说法比给百姓一个说法要重要的多。因此,破案就与讲政治挂钩,就与个人的荣誉、升迁、奖励息息相关,那么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并不奇怪。

        当然更常见的例子是统计数据作假,官员为什么热衷于数据造假,这个逻辑不正是延续了“叫魂”一案中官员的做派么?

        因此,我们今天来看“叫魂”一案,并不是那么可笑,而是真正看到了我们无法改变的自己。现代化的中国为何至今仍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好回答,其实也很好回答,就是权力运行规则是前现代的,无论从个人还是到整个社会都处于强烈的历史惯性之中,并没有进入真正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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