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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泰戈尔在中国一直被误读  

2015-12-25 11:09:47|  分类: 旧事重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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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代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了巨大争议,对比现代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人认为冯唐译句粗俗,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评论人唐山却认为中文世界中的泰戈尔一直就不是真形象,他试图为祛魅的世界恢复神性以抵挡现代性虚妄的巨大勇气和努力,从未被欠缺形而上思考的中国人所理解。从郑振铎、冰心的贩卖来私货开始,一代代无聊文人慑于泰戈尔的国际知名度而不懂装懂,挥洒着伪格言与小情绪来向这位诗哲“致敬”。冯唐并不是泰戈尔最合适的译者,但他不过是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误读,而且又向前迈了一步。冯唐与前辈译者,充其量是摸了小尼姑脸蛋的和尚与阿Q之别。

因为裤裆、舌吻、挺骚之类,冯唐让“小清新”们着实骚动了一把。而亵渎便有亵渎的代价:“小清新”们骂起人来,和泼皮牛二,竟然是同样的脏。

冯唐译的真那么差吗?

需要澄清两个事实:首先,泰戈尔的作品本用孟加拉文写成,韵脚细密,有的直接入歌,泰戈尔自己将其中6个集子译成了英文,这是今天人们所依照的底本。其次,对比泰戈尔原作和他的自译,彼此间颇有不同,很多地方已是再创作了。

周作人曾说,诗是没法翻译的。对此,泰戈尔应于心有戚戚焉,所以他常一诗两译:前者分行押韵,在形式上贴近原作;后者是不分行不押韵的散文,在内容上贴近原作,郑振铎、冰心等人的汉译,即以此为根据。

换言之,泰戈尔原作本是诗,有韵,冯译在努力追溯其原貌,可追溯得越深入,就越会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即:我们从根上就误读了泰戈尔。

在中文世界中的泰戈尔,是一个多情、细腻、温柔的小女子,而非高大威猛的印度壮汉,似乎除了调遣芳草小兽、吟风弄月,泰戈尔并无正事可做,这固然契合了传统中国人对诗人的认知,却远非泰戈尔的真形象。

朱光潜先生曾说,中国诗歌虽然多样、美好,但在庄严、雄壮方面,总是敌不过西诗。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形而上历来缺乏兴趣,我们是用尘世情怀来看尘世,所以能妥协处即妥协,无法自上而下地对现实予以批判,当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时,我们宁可独善其身,也不愿去和它同归于尽。而失去了这层慷慨悲歌式的决绝,其实是读不懂泰戈尔的。

确实,郭沫若辈也曾点赞“泛神论”,但他只想要其中任性的地方,没想过为此担当什么,所以在“激动的流泪”不久,很快就变为“泰戈尔黑”,郭沫若们没有意识到,他和泰戈尔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泰戈尔考虑的是永恒,而他惦记的是当下。

没有形而上的思考,就不会明白泰戈尔对西方文化的价值,不明白他在抵挡现代性虚妄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勇气,他试图为祛魅的世界恢复神性,使它依然值得我们敬畏,他固知这是一条未必能走通的、充满苦难的路,但他义无反顾。

在泰戈尔的诗中,弥漫的是神性的光辉,是超越小我的肃穆。明白吾道衰微,所以泰戈尔有绝大的悲悯与孤独,但他执着地仰望星空,以抵抗怀疑、恐惧如潮的侵袭。

对此,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陈独秀反而是明白的,可以看他选译的《吉檀迦利》: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

偃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

惰气渎神命,毋令相混淆。

夜色若张幕,倦眼息尘劳。

朝醒乐新景,感此神功高。

同样的诗,在冰心笔下,则立刻充满了脂粉气: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没有了对此岸的厌倦与洞悉,没有了对永恒的敬畏与恐惧,只剩下一堆文字的花拳绣腿。可无语的是,恰恰是这种“形式”,成了我们心中的泰戈尔。于是,一代代无聊文人开始挥洒起伪格言与小情绪,来向这位诗哲“致敬”。

以泰戈尔之名,我们究竟制造过多少肤浅的文字垃圾?

比如“小磐石呵!坚固些吧,准备着前后相催的波浪。”(冰心,《繁星·七七》)“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冰心,《春水·八七》),难怪梁实秋曾说:冰心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

至于“拦路睡着的黄狗/当我走过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惹它)/只是向我抬着头啊!”(洪为法《小诗》),“我爱小孩子,小狗,小鸟,小树,小草,/所以我也爱做小诗。/但我吃饭偏要大碗/吃肉偏要大块呵!”(冯雪峰《小诗》)则简直可以称为鬼怪魍魉,亦借泰戈尔以行。鲁迅先生当年批评徐志摩等“捧杀”了泰戈尔,实在包含了几分真见识。

这真的是泰戈尔吗?这其实只是郑振铎、冰心师徒俩贩卖来的私货,以此为法,自然会走火入魔。读不懂本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不懂,却又慑于泰戈尔的国际知名度,不得不硬说服自己读懂,结果便落入了不懂装懂的陷阱。

因为不理解泰戈尔的思想,只好在形式上大做文章,在第一波“泰戈尔热”的1921-1925年,《小说月报》翻译的外国诗歌中,泰戈尔作品占了40%以上,由此带来两个副作用:一是所有诗人都开始大谈泛爱,连性爱也算泛爱;二是诗歌散文化风靡一时,大家纷纷放弃分行与韵脚,据说这样才能发挥汉语“内在”的韵律。沿着这条误解之路,泰戈尔终于被关进了闺房中。

泰戈尔在中国的被接受史,本是一部血泪斑斑的歪曲史,越经典化,扭曲得就越厉害。而经历一次次的阉割手术,终于泰戈尔和裤裆、舌吻等彻底绝缘,一旦写出,俨然就玷污了小清新们双眼的贞操。

确实,冯唐并不是泰戈尔最合适的译者,他不懂孟加拉文,他译诗中的所谓“韵律”,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并没脱出“同志们啊,加油干啊,活着干啊,死了算啊”的水准,在经历了几代粗鄙文化的蹂躏后,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精致的能力,除了恶作剧与下流,没什么再能让我们兴奋起来。

或者,冯唐是故意用“裤裆”流来刺激一把小清新们的吧,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字眼,他们怎么会愤怒?他们怎么会关注?他们该到哪里去释放自己的骂人天赋呢?在市场上,被悄无声息埋没的好诗集太多了,有了“裤裆”,至少能空前热闹一番。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一切能引起关注的事件,最终都是噱头。

洗澡盆中的鸭子玩具,放大几百倍,就算是艺术品,人人争着去看,在今天,艺术不再创造享受,而是要创造热闹。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唐成功了,他不仅延续了一直以来我们对泰戈尔的误读,而且又向前迈了一步。确实,既然身边的一切都那么粗鄙,你又装什么“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何况“浩翰的面具”这样的怪句,本身不粗鄙吗?

用歪曲对付歪曲,用嘲笑回应嘲笑。既然泰戈尔的诗已如小尼姑的脸蛋,那么,和尚动得,阿Q咋就动不得?

(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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