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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仅存的文职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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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忆八十年代:不要美化过去而回避努力  

2015-01-12 09:16:08|  分类: 旧事重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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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讯 1月9日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联合举办的“一九八四,另一种叙事——‘新人文论’(纪念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丛书作者中的许子东、赵园、黄子平、季红真出席座谈会,与读者分享这套经典丛书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八十年代集体记忆。此外,作为好友,此前连续两场演讲宣布告别学术界和青年的学者钱理群也到场祝贺。

“新人文论”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此次重新出版,既是旧作的重新推广,也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黄金时代的一次怀念和重思。就像资深出版人李庆西在活动现场所说:“八十年代并不是很看重学历门槛的年代,八十年代是尊重名家,但并不崇拜名家的年代,是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的年代。”

中国文学批评从未像今天这么软弱无用

座谈从对旧时光的回忆开始。

许子东说他当初认识钱理群、赵园都不是先认识的人,而是看文章,以至于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世界观,就是人跟人的认识通过文章比通过日常交道要可靠得多。他说八十年代很多作家跟评论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记得自己曾经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讲过一次课,下面坐着的是莫言、余华这些人,这种互动关系在今天是非常让人值得留恋的。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张新颖还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余华的评论,据说余华看到以后把这文章贴在床头反复看。这在今天不可能了,作家不会再看这些评论,因为政治评论已经失效了,也没有批判了,同行的评论,他们觉得没有关系。

他说其实那些作家私下都有意见,讲得很尖锐,但是互相之间不会提意见。而且现在作家之间见面的地方就是政协开会,所以他们也和谐了,和谐当然有和谐的好处,但是作为读者多少就会有一点失望。今天的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今天作家名家名作的产生一靠评奖,二靠传媒,三靠打官司,说重一点,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软弱,像今天这么没用。

八十年代可能是对五四的一种押韵

黄子平在现场这样评价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关键词其实就是自我、浪漫、创造。八十年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历史不会重复,但是经常押韵。八十年代可能是对五四的一种押韵。”

他说今天活动的标题叫1984,这是奥威尔的典故。按照奥威尔对未来世界乌托邦的设想,世界上只剩下一本书。这个逻辑其实是很彻底的逻辑,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烧毁也是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这本书是跟《古兰经》相反的,那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这本书跟《古兰经》完全符合,也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是另外一个乌托邦作家赫胥黎,他想象未来世界所有的人都写书,所以没有人读书。现在赫胥黎的预言完全实现了,我们到了网络时代,所有人都是作者,没有读者,不发表评论就转。这是推翻了《1984》的设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套丛书的再次出版是从只有一本书的时代里面摆脱出来,重新呈现有很多本书出现的一个时代。

黄子平最后说:“历史眷顾了我们,我们赶上了好的时代。”对于自己而言,读一下曾经很得意的作品,读完以后越来越佩服年轻时候的自己,佩服的结果是越来越不佩服现在的自己。

不要把八十年代理想化而回避今天的努力

作为嘉宾中最年长的两位,赵园和钱理群都笑着回忆起八十年代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他们这些人都被笼统地称为青年学者。钱理群说他这一辈子只有两个命名,从青年学者一下子跳到老教授,是一个没有中年时代的学者。

对于这一现象,赵园说虽然当时钱理群头顶已经秃了,自己也是中年人了,但是大家对于青年学者、青年评论家这种说法好像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的青春时代是在一个很荒谬的年代度过的,改革开放是第二度的青春,所以称为青年评论家也没有什么不好,未尝不可。钱理群则说,虽然年龄上有差距,不过当时他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跟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并没有多少的界限,而且是互相帮助的。

两位也同时都对今天的年轻人提出了希望。

赵园希望年轻人多给自己一些挑战、给自己出一个难题,或者是在别人已经做过的基础上试图把它往前推一推,搞出一点新意。所有前人做过的题目都可以重做,都可以做得更好,问题是看你做不做,年轻人应该跨过去,从这套书、从这一代人跨过去,到一个新的境界。她记得当年在北大跟研究生座谈,那时候是孔庆东说,你们这代人把这么多题目都做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而今天孔先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了。

钱理群则一反追怀八十年代的主题,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有一点担心,我们会不会给诸位造成印象,八十年代好像青年人非常容易出来,其实并不是如此。”他说,大家不要把八十年代想得过于理想化,只不过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要出来,都会遇到种种阻力,这个要靠自己去努力,自己去解决的,不要以为好像过去很好,今天就不是。

当然他也说到,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师们、编辑们确实在全力地推出新人。所以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两句话,现在不要再去追求有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效应,第一凭兴趣做学问,第二凭良知做老师或者做编辑,凭良知做你自己的事情,现在年轻人只能选择这么一条路。尽管生态环境不尽理想,但是并不一定没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年轻人在自己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太愿意的事,不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去做,但是问题是当遇到一些问题,你怎么把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生存压力不是妨碍读书的借口

许子东进而也补充了他与现在的年轻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他有一回在大四的课堂上问谁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有十几个人举手,他很生气。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找到他说自己的学费是借来的,家里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如今快毕业了,已经送出十几份申请,就是去做盗版CD都做,面对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还谈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

许子东说自己当时同意了这个学生的说法,但是回去想了一个晚上就后悔了。第二天他找到这个学生,对他说自己想了一个晚上,不会同情你,因为当初自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只是江西的一个农民,每个月一点生活费都没有,一年下来扣了口粮只有六七十块钱,但是照样看。生存压力不会妨碍读书,你不看,永远也不会看。而且不管阶梯怎么延伸,总是能够走出一条路的。

钱理群:“精致利己主义者”是和别人共创的

在回答现场读者提问时,钱理群回答了关于自己“中国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法的疑问。他透露,这个概念不是他的独创,而是与两个中学老师在通信中共同提出的。现在他觉得需要对于这一说法进行两个补充:

一个就是,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学生出现,实际上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义的老师培养出来的。

第二个是,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现在整体都是利己主义的,还有一批人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他说他永远把眼光放在这些还在坚持理想主义的人身上,要坚信人性的力量,要相信青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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