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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仅存的文职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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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代进士们为什么老被捉去当女婿  

2014-11-22 07:53:56|  分类: 旧事重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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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科举制,作为古代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会中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在这样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进士们,个个都不是一般人,如此优质的钻石王老五当然引得各家长辈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钓一个金龟婿就赚大发了。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相貌堂堂,举止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权势之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无奈,只好被裹挟着前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的人,刚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问到他的年龄时,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谓不幽默。这位韩南老先生在73岁的高龄仍会有绣球抛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宋代,这样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胜枚举。所谓“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刚直不屈的正直进士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为他续弦,时人称这些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当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

宋高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

“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法律规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为何会出现“榜下捉婿”的婚配奇观,且这样的奇观还屡屡上演?

这得从宋代文官地位说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马光与苏轼的恩师陈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时就有“不杀文臣”的条训与崇文抑武的国策,以后的宋代历任统治者都一以贯之,导致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现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侠大师金庸先生与学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而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谓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连宋真宗赵恒都都有些眼红,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诞生于宋代的一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更是将读书博取功名赢得远大前途渲染得淋漓尽致。

宋代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与否,有无美好的未来,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屡屡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

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虽然前一个“钻石王老五”的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和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基于这个角度,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两个家族未来的休戚与共,由此产生的一些包办婚姻,从客观的来说,还是有其存在的道理的。

婚姻不只是财产的结合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门阀观念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婚配更注重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所以,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对今天所谓的“经济婚姻学”更是一大警钟。

(本文节选自《非常法史:历史上的法律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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